针对危机中我国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这一论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危机后发达国家国际投资形势的变化,进而对危机后我国企业投资发达国家的机遇和能力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资本的需求和担忧,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危机中投资发达国家的相应建议。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16。
研究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趋势对总结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得失,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布局以及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分布现状特点,回顾演变历程,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12。
研究和分析当代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和规律,对化“危”为“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经济危机实质是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背离,但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根源于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缺陷渐成主因;经济遭受重创程度有增无减,但危害与机遇的叠加效应更加突出。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08。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始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合作事业成就显著。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出现了相互依存、全要素和全方位等新特征。本文认为,面对开放的世界,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全要素运动,以开放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不仅是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历史必然选择,也是必由之路。同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必须实现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05。
中国企业在非经营活动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成为中非经贸合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我企业在非履行社会责任的五个方面:促经济、增就业、提素质、重安全、惠民生,认为近年中国在非投资企业愈加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与当地居民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是企业减少投资风险的根本路径之一。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25。
制度化合作是欧盟确保在非利益的重要手段,目前欧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对非制度合作框架。相比之下,作为中国在发展对非关系时更倾向于弱制度化的合作模式。本文分别从战略与政治、经济合作、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对比欧盟和中国对非合作制度的差异,由此对未来的中非合作制度化取向提出建议。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21。
在利益至上的世界舞台上,国际并购之路难免会遭遇荆棘坎坷。诡谲政治、莫测经济、权威法条、差异文化都可能给国际并购致命一击,使企业的辛苦努力付诸东流。本文通过实例分析我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环境风险,并分别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28。
日本政府历来比任何国家都更加重视发挥ODA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本文认为,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不断加大对外援助规模,甚至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从1960年至今,日本ODA累计净值仅次于美国,位居DAC成员国第二位。官方发展援助在日本修复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谋求更大政治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42。
作为最早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之一,加拿大是国际发展援助舞台上不可忽视的角色。本文认为,经历过特鲁多政府援助巅峰期以及上世纪90年代的援助疲劳期之后,加拿大援助管理体系日益完善,援助理念更趋合理,对外援助效率和透明度不断提高,对外援助更趋成熟,对于提升加拿大国际形象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37。
法国在全球对外援助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960年-2010年,法国ODA累计净值达到229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本文认为,尽管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在地域分布上已呈现更加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但其大部分官方发展援助仍投向了非洲地区,ODA成为法国继续对非洲施加影响,体现其对非控制力的重要工具。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32。
具体内容请见《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2年第一期P47。